开局投票！或者是欧盟外围区域的一次性严重改革 (开局15投)

admin1 7个月前 (06-30) 阅读数 12 #财经

法国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已于外地期间6月30日开局。媒体以为，此次选举或将使法国迎来自二战以来的“首个极左翼政府”，“或者是欧盟外围区域的一次性严重改革”。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这场选举“或将发明历史”——极左翼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凑近权势。

民调数据显示，在允许率方面，玛丽娜·勒庞指导的极左翼联盟政党国民联盟（RN）继续上游，匆忙组建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NFP）位居第二，而马克龙的两边派联盟“在一同”落后，居于第三。

此前因为法国执政党振兴党在6月初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马克龙于6月9日发表遣散国民议会，提早举办国民议会选举，被外界视为一场政治“豪赌”。

鉴于马克龙将执政到2027年4月，假设政见天壤之别的国民联盟下台，法国将产生近三年的动乱期，外交政策走向也面临不确定性。不过也有法国学者示意，因为选举的模式，很难预测民心考查结果将如何转化为国民议会的席位。

投票分两轮，法国政治学者：结果较难预测

本次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两轮投票区分定在6月30日和7月7日举办，相关竞选优惠已于6月28日午夜完结。

首轮投票于外地期间6月30日上午8时（北京期间14时）开启。其中，小城镇投票将于外地期间6月30日18时（北京期间24时）完结，大市区投票将于外地期间6月30日20时（北京期间7月1日2时）完结，届时将发布首轮投票的进口民调结果和对第二轮投票的席位预测。至于海外属地及寄居本国的选民已于前一天投票。

不过，依据法国的选举制度，很难预测577个国民议会席位确实切散布状况，最终结果要等到7月7日第二轮投票完结后能力得知。

据法国24资讯台引见，假设候选人在其选区首轮投票中赢得相对少数（超越半数的）选票，且其票数超越选区注销选民数的25%，则间接入选，但这种状况很少见。大少数选区将须要启动第二轮投票，一切在首轮投票中取得所在选区12.5%注销选民允许的候选人将加入第二轮选举，票数多者入选。假设没有候选人满足12.5%的条件，则首轮投票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

BBC提到，在法国4900万注销选民中，超越260万人注销经过代理人投票，标明这场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将很高。

媒体征引最新民调结果称，国民联盟以33%-36%的允许率上游，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以28%-31%的允许率位居第二，马克龙的两边派联盟以20%-23%的允许率落后。

法国尼斯大学和巴黎综正当工学院的政治学传授文森特·马蒂尼（Vincent Martigny）示意，因为选举的模式，很难预测民心考查结果将如何转化为国民议会的席位。

若国民联盟下台，法国将产生近三年动乱期

勒庞外地期间6月26日曾信念满满地示意，她指导的国民联盟“将赢得相对少数”（即到达289个席位），并预测该党主席、28岁的若尔当·巴尔代拉将出任法国总理。

媒体称，若国民联盟真的赢得相对少数席位，法国外交或者会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期间”。

现任总统马克龙此前示意，他将履职到2027年4月任期完结。因此若巴尔代拉出任法国总理，该国将产生左右营垒独特争夺话语权的局面。

媒体指出，虽然战后法国产生过三次“左右共治”，但没有一次性是由观念齐全相左的营垒独特指导国度。

巴尔代拉此前示意，他将在国际疑问上应战马克龙。报道称，法国或者会从欧盟的“支柱”变为欧盟的“眼中钉”——巴尔代拉提出要增添法国每年对欧盟估算的奉献，在欧盟委员会关键职位上与布鲁塞尔产生对抗，并颠覆马克龙对欧盟增强勾搭、成功“可信的欧洲进攻体系”的呐喊。

此外，媒体指出，假设国民联盟赢得此次国民议会选举，法国在俄乌抵触中的立场也将存在不确定性。美国“政客资讯网”欧洲版和媒体称勒庞有“亲俄”历史，但勒庞此前示意，她在俄乌抵触中允许乌克兰。

据总台全球资讯广播6月30日报道，中国现代国际相关钻研院钻研员刘明礼示意，民生、移民、对欧政策等疑问是目前法国各党派关注的焦点议题。作为极左翼政党，国民联盟目前的政策主张并不是很片面系统，只是抓住选民关注的几个疑问来表白对现政府的不同观念，因此今后法国的经济、社会、外交政策走向，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什么是伊兰伊兰？

伊朗提炼浓缩铀造原子弹用啊想炸我们我们不让他弄伊朗的核计划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核技术大部分从与当时关系密切的美国及西方国家引进。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其核能项目陷于停滞状态。 90年代初，伊朗开始与俄罗斯商谈恢复修建有关核电站问题，并与俄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 1980年与伊朗断交的美国对伊俄核合作十分不满，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一直对其采取“遏制”政策。 “9·11”事件之后，美国将伊朗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之一。 2003年2月，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铀后，其核计划立即遭到美国的“严重质疑”，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同年9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在10月底前公开核计划，以澄清其全部核活动，尽快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更为严格的突击检查，终止提炼浓缩铀试验。在法德英三国的斡旋下，伊朗于2003年12月18日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依朗核问题的背景) 依朗核问题的现状为充分利用核能资源，伊朗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其核能发展计划，并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一个核电站、6个核研究中心和5个铀处理设施。目前，伊朗核计划已经发展到关键阶段，即核燃料循环系统建设阶段。这个系统建成后，便可为伊朗的核电站和研究机构提供燃料，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浓缩铀的丰度，使伊朗能够获得武器级高浓缩铀。有资料表明，伊朗已在其中部发现铀矿资源，并正在建设基于高速离心机技术的浓缩铀设施，为建成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系统做准备；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已经建成；伊朗还在建设重水反应堆，这将使伊朗能够更有效地从核废料中获取金属钚。根据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情报，伊朗目前已经迈进了核门槛，但还未能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武器级浓缩铀或钚。伊朗前总统哈塔米2003年2月9日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伊朗已在雅兹德地区发现铀矿并已成功提炼出铀，伊朗将开采铀矿并将建设铀转换和铀浓缩设施，以便建立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系统。伊朗方面2003年10月透露，德黑兰核研究中心曾进行钚回收试验。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伊朗已经分离出100克的钚。 2004年9月21日，伊朗副总统兼原子能组织主席拉扎·阿加扎德说，伊朗已开始将37吨“铀黄饼”（即铀矿料）的一部分用于铀转化试验。今年1月1日，伊朗宣布已经开发出用“混合澄分”法从铀矿石中提取铀浓缩所需要的“铀黄饼”的技术。该技术使伊朗朝自主建设核燃料循环系统迈进了一步。铀浓缩是生产核燃料的关键环节。伊朗2003年10月中止了铀浓缩活动，2004年11月中止了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外围活动。但2005年8月，伊朗又重新启动作为铀浓缩准备阶段的铀转化活动。依朗核问题大记事伊朗核问题由来已久，美国一直指责伊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秘密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而伊朗始终否认有核武器发展计划，它的核计划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是为了自力更生确保核电站的核燃料供应。这次核风波是从2002年8月15日伊朗反对派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向媒体揭露伊朗正在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而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现将这两年多来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大事记摘要如下：截至2005年4月，欧盟与伊朗举行多轮谈判，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僵局。 2005年5月25日，欧盟三国与伊朗在外长级会议上商定，欧盟在约两个月内提出一个推进与伊朗在技术和核能领域合作的综合计划，当年8月恢复双方的谈判。 8月5日，欧盟在向伊朗提交的提议中承认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敦促伊朗放弃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改由他国提供核燃料。 8月8日，伊朗重启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铀转化设备，伊朗与欧盟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9月2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指出伊朗多次不履行和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有关文件，但没有明确要求立即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10月上旬，俄罗斯建议允许伊朗从事铀转化活动，而将后续的铀浓缩活动转移到俄罗斯境内完成，以确保其核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目的。 11月2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定暂时不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使伊朗与欧盟就俄罗斯提出的妥协方案进行磋商。 12月21日，欧盟和伊朗的高级官员在维也纳就伊朗核问题进行接触，同意双方2006年1月18日再次会晤，就化解伊朗核问题的分歧寻求共同点。 12月24日，俄罗斯正式向伊朗提出在俄境内与伊建立铀浓缩联合企业的建议。 2006年1月3日，伊朗宣布将重新启动核燃料研究设施。 1月7日，伊朗与俄罗斯开始就俄建议展开会谈。 1月10日，伊朗正式启封核燃料研究设施。 2006年春季，西方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对峙，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备受争议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4月11日宣布，伊朗已经提炼出浓度达3.5%的低浓缩铀；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发展的担心陡然加速。同伊朗目前强硬路线相呼应的是，以美国《纽约客》杂志为首的一批西方媒体相继作出“美国计划对伊朗核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的报道，“动武论”一时甚嚣尘上。而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巴拉迪在4月28日做出的对伊朗核计划进行评估的报告，几乎无法对伊朗给予有利的评价。由外交斡旋发展到制裁，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核设施实施空中打击的阴影，都使得伊朗核问题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迫切、最棘手的问题。伊朗核问题溯源造成伊朗核问题今日今时危局的主要原因远远超越了伊朗自身，而是深深扎根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其中包括伊朗同西方、伊朗同以色列、伊朗同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之间、美国同欧洲围绕核计划，以及伊朗什叶派神权政权间种种相互交织的利益与冲突。从历史事件上看，以上种种关系的由来又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几乎持续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因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及巴以冲突而加剧的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歧，甚至“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势力发展对西方体系的冲击。国际社会之所以为伊朗核计划忧心忡忡，并不在于伊朗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是否具有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而是在于伊朗始终无法让国际社会信服其核能开发是完全出于和平目的。国际社会进而担心，伊朗在接受国际核监督之外，还可能另有一套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计划。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心腹大患之时，一个拥有核武器、并且在西方眼里同恐怖组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朗，对西方而言是完全不可容忍的。这也就解释了美国的底线：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在伊朗的强硬与西方的恫吓背后，伊朗距离美国的底线究竟有多远？根据制造核武器的基本知识，天然条件下出产的铀矿需要加工成所谓的铀浓缩体(俗称“黄色蛋糕”)，然后转变成铀四氟化物(UF4)，后者再进一步转换成为气态的铀六氟化物(UF6)，然后通过离心机将铀六氟化物加工成低浓缩铀(就是目前伊朗宣布已取得的技术突破)，低浓缩铀进一步浓缩成高浓缩铀，后者既可产生民用核能，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如果伊朗的声明属实，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它距离生产出制造一枚原子弹所需要的高浓缩铀还有十三年零七个月。但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伊朗不会满足于其目前拥有的164台离心机机组——伊朗已经声称到今年底修建由3000台离心机组成的机组。据估算，这样规模的机组将可以在271天内造出一枚原子弹所需的高浓缩铀。而伊朗的内坦兹核工厂的装机设计容量是5万台离心机，假设在美国的炸弹降落下来之前建成并全力运行，只需16天就可以造出一枚核弹所需量的高浓缩铀。去年俄罗斯为解决僵局提出的在其领土上建立合作核燃料工厂的提案，主要是避免让伊朗完成浓缩铀的全过程，即将“黄色蛋糕”之后的阶段转移到俄境内进行加工。而伊朗宣称的低浓缩铀的制成，标志着伊朗掌握了浓缩铀的全过程技术。因此，内贾德在4月11日骄傲地宣称，伊朗从此加入核俱乐部的行列。一意孤行今年2月，伊朗核问题被报告给安理会后，国际社会并未放弃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外交框架下解决该问题。但以内贾德为代表、主张发展核计划的强硬势力，至少在目前看来已经成为伊朗外交的主要声音。这种执意独立发展伊朗核工业的心态，主要来自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伊朗领导人，既对西方核不扩散承诺的质疑，更对核武器禁忌不屑一顾。在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对伊朗军队使用了化学武器，但在当时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西方都支持伊拉克的情况下，世界舆论对萨达姆的行为指责寥寥。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成为决策核心时，世界默许乃至纵容了萨达姆的行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雷·塔基亚(Ray Takeyh)在今年春季号的《国家利益》杂志中指出，对内贾德这样两伊战争老兵出身的新一代领导人而言，战争教给他们这样的信条：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只能靠自身的发展来保证，寄望国际公约和西方的善意是行不通的。而在伊朗看来，美国对以色列实际拥有核武器的支持，以及最近美印之间关于核合作的条约，都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民主国家”和盟友，完全可以罔顾以色列和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签字国的事实，对其发展核工业乃至核武器开绿灯，不惜一再破例；但对伊朗这样身为条约签字国的国家，仅因为其同美国不和，就可以被剥夺利用核能的权利。在西方世界的双重标准下，自主开发核能乃至最终造出核武器成为伊朗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和安全的虚实双重保证。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常规力量所显示出来的压倒优势，以及最近对伊朗核设施使用战术核武器论调的抬头，更使伊朗强硬派领导人确信，只有核威慑才能避免伊朗沦为下一个萨达姆或塔利班。这种看法伴随着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存在的加强，美国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的威胁，增强了伊朗建立核威慑的迫切性。内贾德认为，核问题仅是美国挑战伊朗神权政权的第一步，即使伊朗按照美国要求停止核计划，美国依然会以伊国内的人权、民主问题为借口步步进逼，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政权被推翻。美国国务卿赖斯要求的用于“推进伊朗国内民主力量发展”8500万美元拨款，也被认为是美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步骤之一。德黑兰权力架构根据伊朗宪法，国家最高领导人，即精神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是武装力量统帅，同时也控制国家宣传机器和国家司法权。伊朗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是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SNSC)，该委员会目前为拉里贾尼(Ali Larijani)领导，他也是此次核危机中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但哈梅内伊对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拥有最终决定权。在4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讨论会上，国立伊朗大学的国家关系教授马哈穆德·沙里奥哈兰(Mahmood Sariolghalam)表示，从哈梅内伊掌权的17年历史来看，他既不希望同西方实现和解，同时也不希望发生同西方的对抗。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以及由前总统拉夫桑贾尼(Ali Rafsanjani)领导的权宜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都有大批持温和立场的改革人士。在伊朗国内经济、失业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伊朗75%人口不足30岁)，解决国内的发展问题更多成为上层的改革人士和广大民众关注的重心。在这种独特的外交、内政决策机制下，伊朗国内民生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际社会抱有希望：伊朗可以通过内部的角力来取得核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为何国际社会选择一面向伊朗提供合作的美好前景，另一面辅以包括制裁在内的压力的软硬两手策略。在伊朗立场日趋强硬的今天，要求挥舞大棒的声音也日益升高。同样在4月5日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研讨会上，布鲁津斯学会中东政策研究室主任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Pollack)指出，在伊朗经济日益需要境外资本的今天，特别是未来五年伊朗每年需要200亿美元、未来十年需要700亿美元用来更新石油工业的融资计划，对伊朗实行投资制裁会取得相当不错的结果，同时又不会引发类似当年制裁伊拉克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一旦包括外交途径以及投资制裁这样的“软制裁”方式，仍无法使伊朗停止浓缩铀活动的话，那么，更严厉的制裁乃至“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就会成为一个选项。而这种选项的不利之处，除了具体的军事方面的局限性(比如无法保证一次性消除所有的伊朗核设施，以及尽管核设施本身的消除，但有关核技术的知识却无法根除)，还包括对油价不断创下新高的国际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对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对巴以冲突的解决种下种种恶果等。勿轻言战端一个核武装的伊朗将打破中近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会影响到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阿拉伯国家对权力的控制，同时可能产生所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引发类似伊拉克目前的逊尼和什叶教派之争。但西方也有投鼠忌器的一面：战端一开，目前刚刚迎来新总理的伊拉克，可能因为伊朗公开支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力量，再次将伊拉克动荡不安的国内安全局势送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此外，西方指责的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联系，同叙利亚的密切关系，连同伊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的支持，都会因此得到加强，从而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反恐事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此外，在萨达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动对科威特的侵略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呈现“中东政治美国化”的局面，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下降，各国忙于自保。而另一场海湾地区战争的后果，很可能再次强化美国的在该地区本已十分强大的存在，加强阿拉伯国家互相孤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阿拉伯世界在所谓的文明冲突中再次败下阵来。因此，阿拉伯世界如果不是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至少也不希望造成支持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印象。对美国而言，如果不能聚合尽可能多的盟友，特别是阿拉伯盟友，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将令其摆脱霸权形象的努力付之东流。更为严重的是，鉴于美国正在世界推行的“民主化”浪潮，伊拉克战争似乎昭示着，至少在中东地区，战争已成为推进民主的主要手段。而一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会导致这种印象实质化。这无疑对美国“民主化”的推进不利，使其民主成本呈指数级加大。西方内部的分歧也几乎排除了近期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尽管欧洲三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过去三年多的谈判中无功而返，目前站在美国一边要求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但美欧在处理方式上仍有本质区别：对欧洲国家而言，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是他们的原则，并不是一时之计。而美国则不同，主张用外交手段更多是考虑到眼下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不够充分，是一种权益之计。欧洲主张必须在穷尽外交手段之后，才可以另寻它途，美国的布什政府显然没有这种信条与耐心。围绕伊朗核问题的种种错综复杂关系使得该问题的解决分外棘手。但外交斡旋不会因为巴拉迪报告的出台而就此停止。相关各方将会各尽其力，寻求一个尽可能令各方保住面子，同时又不至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的解决方案。安理会成为各方角力的主战场的事实，并不理所当然地意味外交——制裁——战争这一路径的不可逆转。伊朗核问题的反复，也意味着其解决进程的一波三折。世界仍旧需要更多的耐

「深度」欧元20年：活下来是否就意味着胜利？

1999年1月，欧元正式诞生。如果以“活下来”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欧元无疑成功了。不过，它的成功与其创建者当初宏大的愿景相距甚远。欧元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要彻底解决其内在缺陷，欧元区只能进一步加深融合。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几乎没有动力完成这个项目，当危机最终发生时……很难仔细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欧元的成功。 ”欧元区的改革前景，可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的这样。在目前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意大利、法国等国的民粹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的背景下，欧元区进一步改革困难重重。

建立之初，欧元承载着宏大的历史使命——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并最终推动欧洲政治一体化。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与当时全球政治和经济大背景分密不可分。在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下，欧洲加强经济和货币联盟是大势所趋。苏联战后崛起为世界两强之一，不断拓展其在欧洲的边界。与此同时，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却日益下降。为了抗衡苏联，欧洲只能转向美国寻求保护。但是，这又导致了它与美国之间的政治不平等。欧洲各国意识到，要与美苏两大国相抗衡，欧洲必须走一体化之路。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重建的开启，生产力得以大大提高，这客观上也要求欧洲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

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该条约在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的正式诞生。

EEC成员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实现货币统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欧洲此后开启了漫长的货币一体化进程。

统一货币的引入减少了汇率波动，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特拉维夫大学哈罗德哈托格政府与政策学院政治科学系高级讲师Tal Sadeh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欧元纸币和硬币引入后，即便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欧元也使得其使用者的货物贸易至少翻倍。

此外，因加入统一货币联盟后以欧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受到欧元区前景向好的影响，成员国政府的发债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希腊、爱尔兰等欧元区经济相对脆弱的外围国家得以凭借德国等核心国家的强大主权信用，降低了本国的融资成本。比如，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998年12-1999年1月间下降了96.39%，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95年3月的12.28%下降为1999年1月的3.85%，而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从1995年3月的7.188%降至1999年1月的3.63%，法国从1995年3月的7.9%降至1999年1月的3.71%。

发债成本的大幅降低在促进欧元区外围国家信贷繁荣、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埋下了危机隐患。德国、法国、荷兰等北部发达国家的银行向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大举借贷，催生了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刺激下，希腊等外围国家政府加大政府支出，从而导致其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各国的财政赤字占其GDP比重不能超过3%，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上升为2007年的6.5%。

等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多米诺骨牌终于倒下。因持有大量美国次级证券，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欧洲银行资产大幅缩水，出现巨额亏损。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各国政府向本国银行系统投入大量资金，银行的有毒资产被转移到政府公共账户下，政府债务大幅攀升。此外，由于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均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外需求锐减使得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飙升。到2009年，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飙升至14%、15.6%、11.2%、5.4%、10.2%。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承认，其债务总额达到300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高达113%，远远超出欧元区规定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能超过60%的规定。当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出现主权债券融资困境和主权债务再偿付困难的主权债务危机。此后，危机扩散至爱尔兰和葡萄牙，后来又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欧债危机由此全面爆发。

欧债危机是欧元诞生至今遇到的最大挫折。危机的爆发促使各方对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进行反思，矛头都指向了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首先，欧元区缺少统一的财政。统一的货币联盟要求统一集中的财政系统与之相匹配，但欧元区各国财政分散。 19个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意味着，这些国家实施统一的利率和汇率，这样，各国就失去了按照本国经济状况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一方面，危机爆发后，统一货币政策导致各国对外不能采取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拉动经济，对内不能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减轻政府债务负担。为挽救经济，成员国只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这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状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假如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让更加富裕的成员国向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财政转移，这样就可以替代无法实施的降息，从财政方面对经济加以提振。

“欧债危机的爆发，至少暴露出欧元区在制度设计方面面临的两大挑战或缺陷。一是当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面临不同的经济周期时，外围国家丧失了进行逆周期调整的货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财政联盟的缺失使得中心国家不能对外围国家进行足够的转移支付。这无疑会加剧外围国家面临的负面冲击。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其次，欧元区财政监管缺失，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关键原因。根据欧元区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按照该公约，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

不过，欧债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发现，欧元区成员国并未恪守上述规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这个规则对采取稳健财政政策的国家没有奖励机制。另一方面，虽然对违反财政规定的国家有惩罚机制，但该机制却无法实施，因为实施制裁处罚需要达到符合规定的多数投票同意才可以，但欧元区财政部长们并不愿对其同行实施制裁。

此外，欧洲央行（ECB）的功能缺陷限制了欧元区的危机预防和应对能力。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是通过“最后借款人”来保持金融系统稳定，但目前，欧洲央行无法行使集中权威的金融监管，也不能为危机托底。不仅如此，欧洲央行还不能直接购买成员国政府债券，而只能从二级市场上购买，这影响了欧洲央行救济的力度和效果。

还有专家指出，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失衡是欧元区衍生出债务等各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欧元区建立之初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缩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不过，这种差距最终反而却被扩大。原因之一是，欧元导致各成员国汇率定价错误。

由于德国当时仍然在遭受东西统一的经济困境，德国马克疲软，马克相对于欧元的价值则被低估，德国生产商占据价格优势。 IMF数据显示，欧元建立时，德国马克的价值约比德国经济基本面所显示的实际价值低6%。与此同时，受到加入欧元大家庭前景向好的提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货币相对于欧元的价值被高估，其生产商的价格优势也丧失。这样一来，德国成为欧洲的生产者，其经常账户盈余得以不断扩大。而希腊等外围国家则成为德国产品的消费者，其经常账户赤字不断上升。

2002年，德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为1.9%、-6.8%、-3.7%、-0.3%和-8.5%，而到2007年则分别达到6.7%、-15.1%、-9.6%、-1.4%、-9.7%。由此可见，欧元的推出明显拉大了德国等国对边缘国家的贸易顺差。

“虽然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显著缓解，但欧元区内部依然存在显著的经常账户失衡。德国、荷兰等国家有着显著的经常账户顺差，而南欧国家普遍面临显著的经常账户逆差。欧元区内部目前缺乏纠正成员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机制，对德国这样的顺差国而言尤其缺少约束机制。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既意味着资源错配，也会加剧逆差国的债务负担，最终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 ”张明说。

欧债危机后，欧元区进行了许多尝试以弥补其制度上的缺陷。当时的欧元区17国先是在2010年5月建立了公司性质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欧元区成员国的信用为担保，发行债券融资，向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此后，在2013年7月，欧盟峰会又用“欧洲稳定机制”（ESM）来代替了临时性的EFSF，作为欧元稳定的长期机制，为欧盟成员国提供金融救助。

不过，有学者指出，不论是临时性的还是EFSF，还是长期性的ESM，都只是欧元区现有财政制度的纾困机制，而不是迈向财政联盟的根本变革，欧元区的关键变革应该聚焦于加深财政联盟融合。

在加深财政联盟这一方面，欧元区也提出过许多方案，包括发行欧洲共同债券，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MF），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Jean Claude Trichet）提出的建立欧洲财政部，以及法国政府在1990年代提出的建立“欧元区经济政府”等提议。不过，这些提议均因无法在成员之间达成一致而被搁置。

在2018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欧洲领导人同意建立欧元区存款保险制度，但前提是意大利和其他欧元区国家点解决掉他们的不良贷款问题，这意味着，这一改革不会很快发生。他们还同意建立一个欧元区财政库，但前提是成员国先把债务降下来，这意味着，统一财政能力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他们还同意赋予ESM更多资源和权力，不过，前提是先将现有的坏账问题解决掉。这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况且，这一协议还缺少建立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因此，它并不能改变欧元区的运行。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李罡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核心国家坚持认为，推进以提升增长能力和经济效率为目标的结构改革才是欧洲国家实现真正复苏和持续增长的治本之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欧元区国家推进结构改革的步伐较为缓慢。

“这首先是因为，欧元区缺乏强硬的政治领袖。其次，结构改革的效果不是短期内能显现的，改革初期还可能引起经济增长的下降、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失业率的提高，这些问题会引来不同程度的社会不满甚至抗议，甚至会导致现任政府的下台……此外，欧盟和欧央行采取的一些反危机措施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削弱了危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的动力。 ”他说。

欧元的建立者最初设想的是，经济上的一体化能够促进政治的一体化，但是，目前看来，这一逻辑可能行不通。实际上，正是政治、历史、文化上的诸多差异才导致了欧元区不能进一步深入融合。

李罡认为，欧洲一体化面临诸多挑战，欧元区改革能否推进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英国的退出欧盟是欧洲开始一体化进程以来出现的最严重倒退，这将削弱欧盟的政治影响力。其次，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兴起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增大了欧元区改革的摩擦力。此外，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双核发动机”，虽然德法两国均支持推进新一轮的欧元区改革，在建立欧元区统一预算、设立欧洲货币基金方面存在部分共识，但两国在预算资金额度、基金救助力度、条件限制和具体管理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张明则预测称，未来欧元区的扩张速度将会放缓，甚至不排除欧元区成员国收缩的可能性。 “欧元区国家必须要加强内部整合，不过，由于整合过程是痛苦的，欧元区的一些边缘国家可能会发现，放弃欧元、重新使用国别货币可能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这些国家可能会选择退出欧元区。 ”

但他同时表示，尽管欧元区未来可能变小，但欧元不会消失。 “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意识到，只有推动欧洲经济体一体化，才能够实现持久和平、维持国际地位，这就意味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将会展现出螺旋形上升的路径”。

参考资料：

《欧元问世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思考》，黄建康

《对欧债危机的再反思》，李本松

《后危机时代的欧元区改革前景》，董一凡，王朔

《从主权债务危机看欧元区制度的缺陷与变革》，卜永光，庞中英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根源研究：综述与启示》，瞿旭，王隆隆，苏斌

《欧债危机的根源、演进和应对》，李亮

《欧元区自救措施缺陷解析》，徐聪

《欧债危机原因分析》，罗涔丹

The Fundamental Flaws in the Euro Zone Framework, Joseph E. Stiglitz

The Euros Fundamental Flaws, Martin Feld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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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the Euro 20 Years On, Barry Eichengreen

Beyond Greece: The Euros Fundamental Flaw, Rodney Johnson

The euro is still vulnerable. Can it survive, Robert J. Samuelson

The European Union Has a Currency Problem, Milton Ezrati

欧洲债务危机和资源配置的关系，为何借债为何还不了

首先您要了解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一、经济结构性缺陷1.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经济差距较大，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经济较为发达，而希腊、爱尔兰等外围国家经济较为落后，德国的GDP占欧元区GDP总规模的20%，德法意三国占比更是高达50%。在成立欧元区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的原有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乃至所谓“地区意识和价值优势”，享受着地区整合和单一货币区域的好处；而在欧元区核心圈的外围，希腊、爱尔兰等国形成了比较劣势带。在单一货币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更加倾向于德意法等国家的经济目标，从而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严重。 2.各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首先，希腊、爱尔兰等国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配置效率的低下导致经济较为脆弱，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希腊等国进入工业化的时间较短，且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因此整体结构不尽合理，对工业制品进口依赖度较大，其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资源性初级加工产品以及金属制品为主，缺少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受影响较大，欧元的升值也打击了其出口，导致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爱尔兰从加入欧元区以来，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在次贷危机以前，其经济增速一直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但是爱尔兰的经济以出口为主，比重占整个国家经济的70%，这意味着爱尔兰出口的提高是以降低其国内消费为代价的，爱尔兰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行业导致爱尔兰在次贷危机后遭受重创。其次，税收制度上的缺陷导致经济波动风险增加。希腊的地下经济规模世界闻名，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报告，希腊地下经济占GDP总量的比例高达35%左右，希腊政府每年因偷逃税行为损失的财政收入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与希腊不同的是，爱尔兰采取了低税率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其企业税率只有12.5%，而德国是30%，法国是33%。低税率一方面减少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期导致过大的货币流动量，使得经济泡沫化，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FDI的流出更对经济造成了较大打击。 3.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信贷，房地产泡沫严重希腊90%的家庭财富是以房地产形式存在的，私人住宅投资占希腊投资的20%左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班牙同样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西班牙的地产产值占到当年GDP的17%、税收的20%，建筑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3%。西班牙外资12个月累计投资房地产总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一度达到90%，经济危机爆发后，FDI大量流出，目前该比例仅为35%。爱尔兰的情况略有不同。爱尔兰采取了较低的税率吸引大量的FDI，加上每年的贸易顺差，导致流动性泛滥，房地产价格连续10年上涨，泡沫严重。截至2009年，爱尔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存量达2100亿欧元；另外爱尔兰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2009年的贸易顺差是387亿欧元，这两项合计就是2487亿欧元。从2000年开始，爱尔兰房价指数一路飙升，到了2007年，该指数从70上升到140。房价上涨对居民形成正财富效应，提高了消费者信心，居民消费增加又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失业率高企，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在此环境下，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二、欧元区体制的弊端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希腊、爱尔兰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也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后，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独立执行。这就造成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由各国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也成为欧元区运行机制中最大的缺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两者通过不同的政策指向与调节机制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欧洲央行的目标是维持低通胀，保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在失去货币的独立性之后，成员国只能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这就意味着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偏高，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爱尔兰等国并没有紧缩政策、削减赤字，却利用较为低廉的融资成本大举扩张财政预算，以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解决就业的重任就完全落在了财政政策上，政府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赤字更加严重。 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成为难题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3.集体决策制度与各经济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在关系到经济联盟内外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机构设置注定了危机爆发的命运。 4.最优货币区的困境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无疑为货币联盟从设想到欧元的实际流通提供了指导。根据蒙代尔的构想，经济调节可以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而最优货币区的最大制度性溢出，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从而达到效率最优。但是，欧元区的现状却与此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货币区内的生产要素发生了变化。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商品与劳动力，现代金融学则为生产要素增加了资本流动。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来看，欧洲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仅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地理区间，或者是某些特殊职业。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移动的管制，允许自由移动，但鉴于各国财税独立，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保制度，并不能真正确保区内劳动者的自由移动。同时，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资本在开放的经济体内快速流动，并不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造就了某些地区经济的泡沫化，加大了欧元的整体负债风险。其次，货币区成员国社会结构模式存在差异。从欧元区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并不协调。理论上看，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整体社会模式，但事实上，欧元区国家差别非常巨大。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南欧国家中，葡萄牙退休金占GDP比例为12.9%，希腊为11.5%，意大利为10.9%，西班牙为10.8%，奥地利为9.2%，荷兰为9.1%，而德国仅为6.9%，南欧国家该项指标平均水平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5%；而如果以退休金与社会福利支出总计分析，葡萄牙的支出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1%，意大利为65%，西班牙为63%，希腊为64%，均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另外，以公共开支占GDP平均比例水平看，在欧元区，德国仅占43.7%，荷兰为45%，卢森堡低至37.7%，而意大利为48.7%，希腊为48.3%，均高于区内平均水平46.8%。这些数据意味着，南欧国家在目前状态下，既无法再扩大公共开支以便与欧元区其他国家拉开差距，同时，其已经形成的社会福利与退休支出，将继续困扰其国家主权债务。欧洲债务危机解决的可能途径和对中国的启示尽管近期欧元回升幅度加大，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有所缓解，但欧洲债务危机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困扰市场，如果欧元区体制性问题不能得到根治的话，债务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下面我们针对欧元区的困境尝试提出解决途径：第一，提高德国公共支出和预算赤字。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其态度对债务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德国增加公共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希腊、爱尔兰等国的出口，因此，德国增加公共支出就成为欧元救助计划中的一部分。第二，扩大当前的7500亿欧元紧急救助基金规模。为救援希腊而筹集的7500亿欧元的基金可以保障爱尔兰，甚至可以保障葡萄牙暂时不出问题，但一旦西班牙陷入危机，欧元前景堪忧，毕竟该国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只有有效扩大EFSF的总体规模，并提高其使用的弹性，才能在危机爆发时稳定市场信心。第三，欧洲央行应扩大债券购买规模。尽管量化宽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的还债问题，但欧盟和欧洲央行的救助能够给西班牙等国家以喘息时间，并帮助西班牙等国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实现财政的再平衡。欧债危机必须通过各国减少支出，进行结构性改革，放弃过去过度依靠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得到解决，在此之前，量化宽松是欧洲央行唯一的选择。第四，“PIIGS”减少财政支出。根据巴克莱的研究报告，“PIIGS”中只有意大利可以在不进行主动削减支出的情况下，从2011年开始逐渐实现财政的小幅盈余，而其他四个国家若不进行痛苦改革，财政赤字将一直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根据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的计算，要想继续留在欧元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需要将政府支出缩减10%。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房地产过热等问题上，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第一，警惕地方债务问题。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都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2010年我国的财政赤字预计为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继续代发地方债2000亿元，占GDP的比例预计在2.8%左右。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迅速扩张，同时近年来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快速增长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来自中金公司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预计2011年年底达到10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我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我国外汇储备的70%。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已经很大。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遏制房地产投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欧盟在2007年之后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占我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在18%—2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各国财政压力增加，各国政府为减轻债务纷纷提高税收，缩减开支，这些国家的消费将减弱，加上欧元贬值，其进口能力明显下降。在这一前提下，我国如果不改变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出口贸易方面将陷入被动局面。此外，2010年6月我国再度启动汇改机制，人民币升值使得外贸企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外贸企业前景不容乐观。从更长的周期来看，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使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未来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壮大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获得对经济长期发展的稳固支撑，而不应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同时，还要警惕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不但对其他行业具有挤出效应，使其他行业出现空心化趋势，而且一旦泡沫破裂，国内银行业的坏账也将大幅上升，从而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我国房地产业占GDP的6.6%和投资额的1/4，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预算外收入来自土地收入，据财政部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过去10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连续上涨，房价收入比已远超正常水平。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快保障房建设，坚决遏制房地产的投机行为，促使房地产行业回归健康稳健发展的轨道。此外，还要改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与欧元区类似，我国各区域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同样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政策效力的降低。开发西部，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