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局 2024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92亿美元 (外汇局2024年11号文)

外汇局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2024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92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21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612亿美元，首次支出逆差243亿美元，二次支出顺差3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744亿美元，其中，资本账户逆差0.2亿美元，非储藏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310亿美元，储藏资产参与434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走势及其原因分析

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为国内外的物价和利率水平差异、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国际收支状况及央行货币政策等，在短期内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央行引导挤出套利资金以及国际收支的变动等原因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仍是双向波动，预计未来跨境资金流动和人民币汇率仍保持双向波动的局面，且后者的波动幅度将加大。 温馨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任何建议。 应答时间：2021-12-06，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中国跟墨西哥哪个国家发达

很抱歉，您提供的信息似乎存在一些混乱和错误。 我将根据您提供的参考信息，尽量准确地回答您的问题。 中国和国际收支：根据《2023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中国的国际收支在2023年总体保持稳健。 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保持在3.2万亿美元以上，经常账户顺差达到2530亿美元。 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美欧主要发达经济体紧缩货币政策、地缘政治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国民经济回升向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恢复，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中国的外汇市场韧性明显增强，市场预期基本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2023年，中国的经常账户保持了较高规模的顺差，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货物贸易保持韧性，贸易伙伴多元化稳步推进，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持续巩固。 服务贸易稳步提升，居民跨境旅游留学逐步恢复，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逐步趋稳，四季度外资来华投资总体上升。 展望2024年，中国的国际收支更有条件也更有基础保持基本平衡。 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步调整，全球流动性收紧局面将有所缓解。 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基本面对国际收支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外汇管理部门将更好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强化外汇领域监管全覆盖，防范化解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受到节假日和去年同期基数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主要指标在2024年4月份总体改善，显示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并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在宏观经济四大指标—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状况中，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货物进出口总额在4月份同比分别增长2.3%和8%，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在前四个月同比增长4.2%。 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至5%，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由降转涨，同比上涨0.3%，涨幅高于上月。 中国经济含金量的提升也体现在发展质量上。 例如，前四个月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32.4%和15.4%，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3.2%和18.2%。 尽管存在国内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大、风险隐患多等问题，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 根据数据，过去三年多来，外汇储备由2001年底的2122亿美元，增至2023年3月底的6591亿美元。 其中，2004年全年外汇储备增长2067亿美元；过去一季度中，增长了492亿美元。 照此速度（如相关因素基本不变），中国外汇储备有可能在2023年底超过日本，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仅两年前，一些学者和官员还认为外汇储备当然是越多越好。 而过去两三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及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大幅贬值的事实，则突显了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负面影响。 政府为吸收这些外汇，需要发行大量的人民币；而为减轻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又需要发行大量的央行票据或国债去回笼货币。 如果我们把印钱（发行货币）理解成增加政府的隐性债务，那么中国外汇储备积累的过程可以看成中国政府以扩大请注意，以上内容是根据您提供的参考信息改写和润色的，以更准确地回答您的问题。

经常帐户盈余和贸易顺差有什么不同

经常账户的盈余是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当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 同时，和资本账户的盈余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外汇短缺的瓶颈限制，我国也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鼓励出口的各种退税政策，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了补偿出口因而降低的竞争力，出口退税的幅度有所加强，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使用。 经常账户的盈余除了内因之外，也与美国财政赤字和居民储蓄率低，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只能靠国外的供给来平衡，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外因有关。 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尚有占GDP比重为0.1%的盈余，1992年转为占GDP比重为0.8%的赤字，此后，这一赤字的比重一路上升，到2005年达6.6%。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这么高，世界上其他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必然会表现为巨额贸易盈余。 最后，2005年以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大量增加则和投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投机有关。 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资者仅能利用高报出口价值、低报进口价值，或是，假技术转让等等不一而足的方式将外汇汇入我国换成人民币，这些手段都会加大我国经常账户的盈余。 日本和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面临币值升值压力时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 贸易顺差（ Favorable Balance 0f Trade ）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 “ 出超 ”．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 贸易顺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活动状况。 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此举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 例如，美、日两国双边关系市场发生波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方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状况。 与此同时，大量外汇盈余通常会致使一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随之增长，因而很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贸易顺差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 一般就贸易双方的利益来讲，其中得到贸易顺差的一方是占便宜的一方，而得到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吃亏的一方。 可以这么看，贸易是为了赚钱。 而贸易顺差的一方，就是净赚进了钱；而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净付出了钱。 贸易顺差越多并不一定好，过高的贸易顺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 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人民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也给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的是人民币被低估。 这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金融风险，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成本和难度。 比较简单的对策就是拉动国内消费。 中国外汇储备过万亿，这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一个变化，因为数据一直很稳定地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持续地增长。 从定义上说，外汇储备是经常账户的赢余和资本帐户中私人交易的赢余相加的结果。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统计关系上来看，主要是贸易账户的盈余特别大导致经常账户的盈余特别大，而贸易帐户的盈余又主要是加工贸易的盈余，根据计算结果，非加工贸易基本上与传统经济学讲的双缺口模型一致，是持续的、不断扩大的赤字，就是加工贸易导致贸易赢余，贸易赢余导致经常帐户盈余，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资本帐户，主要是FDI,导致私人帐户资本净流入的增加，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飙升。 因为中国的双顺差和美国双逆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镜像型”的，一个对称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简单地说，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正面的，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扩展。 当地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一个产品不同的工序打散，分配到不同的国家，中国以及前面亚洲四小龙这样崛起，主要都是利用承揽、承接一些重要制造品中劳动密集型的工序，从而切入到全球化的供应链中。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为你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在这些加工环节的末端，也就是接近于最终组装的这些环节，所以这样的产品内分工格局，以及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就导致了这个国家在某个阶段有比较多的加工贸易赢余，导致了经常帐户赢余。 这样的变化，在一个阶段中，由于全球化的分工，导致贸易盈余，这是一个正面的现象。 反过来，美国有一些赤字的增加，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全球化深入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所谓的全球失衡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其实这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入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好像说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省份之间，没有道理说一定要贸易平衡，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跟中国实际汇率的低估也是有关系的。 实际汇率的低估可以从理论上、经验数据上来考察。 但是中国的实际汇率低估并不是中国政府有意操纵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的情况变化太快，前几年可能还处于汇率高估的情况，但是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就开始出现低估。 而由于固定汇率制的调整，或者是钉住汇率制的退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痛苦和困难的过程，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审慎地考虑了两三年的时间，之后才做了调整。 实际汇率的低估也是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简单地说，既要从基本面的角度考虑，这是当前经济全球化中一个积极的、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现象。 另外一方面，也有汇率政策不配套的原因。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的、贫穷的国家，经济起飞不可能是走一条平衡的或者说贸易赤字的道路，一定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走一条经常账户赢余的道路，只有这样发展才能在国际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信誉，逐步改变国际格局，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国际上借钱的能力。 因为这样的国家，如果你要发展，首先完全平衡的发展道路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不平衡的话一个是赤字、一个是顺差，如果是赤字的话，这个世界金融市场那么发达、那么多游资，在各国之间炒作，如果发生赤字的话，短期内很容易出现金融市场的波动。 所以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及其他一些高速起飞的国家，都是走这个道路。 从宏观层次上，从发展格局上，从发展战略上讲，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贸易的顺差，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必要的或者是必须的。 正是通过这种所谓的“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中国补贴了美国，中国经济在补贴世界经济”的经济失衡，中国经济才能打破这个世界格局，从被动到主动，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代全球化的特点跟二战以前或者60年代以前在微观层面、在分工形态方面有重要的差异，过去主要是不同产品在不同国家中分工，而60年代以后，特别是美国在60年代初实行一个促进外包的9810关税条款之后，变成了不同工序在不同国家中分工。 简单地说，60年代美国面对一些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把一些工序，比如说服装业和电子产品，主要是一些组装工序，鼓励到外国去进行加工。 美国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出口的零部件和中间件组装完再回来，我仅仅对你组装增值的那部分征关税，出去的那部分我不征税，因为也没法征税，征税就出不去。 所以实际上是说，我要把有些工序弄出去，正好那时候赶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的战略面临困难，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因为这些国家比较小，没有办法长期地搞进口替代，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怎么长期搞进口替代？不像中国、印度，可以一直搞，比如要发展航空业，新加坡怎么搞进口替代？飞机飞到天上马上就要落下来，所以小国比较早的知道了这些进口替代是没法完成的，所以他们比较早地改变了政策，就呼应美国的外包。 就好像说，美国说我要跳探戈，其他国家就配合着一起跳。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在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的标准理论里，你要玩出口、你要玩外向型的经济政策，你没法玩，你玩就死定了，你到最后必然变成他的殖民地，你也玩不过他。 因为那个时候是“产品间”分工，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一个你有优势的产品，能跟发达国家竞争。 但是一旦到“产品内”以后，尽管汽车很复杂，但是汽车的一些零部件产品可能你不一定不能玩，尽管电子产品很复杂，但电子产品的组装你不一定不能玩，尽管纺织品的一些原料加工实际上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但是纺织品的缝纫环节你能玩，我认为这个是关键。 亚洲四小龙成功以后，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学习了他们的经验，所以中国起来了。 中国起来了，刚开始肯定是做劳动密集的，而制造业劳动密集的部分，往往在组装，或者接近组装的环节。 所以现在其他国家的贸易赢余都转移到中国，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产品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的贸易赢余会增加，而这些贸易盈余的增加，都是加工贸易实现的，这是一条。 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如果中国成功的话，一定会像新加坡、台湾、韩国一样，要沿着供应链往上走，等到你不做组装了，很有可能进出口就慢慢地平衡了，你的加工贸易赢余慢慢就缩小了。 我专门研究加工贸易，中国加工贸易增加值占整个进口料件的比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基本上每年一个百分点地往上涨，加工贸易的增加值达到一定地步就不叫加工贸易了。 因为如果这个增加值主要都是在你本国实现的，按照原产地规则，就不叫加工贸易了。 不叫加工贸易了什么意思？到最后你的贸易赢余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别重要的是，随着你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事实上我们经常到企业去看，这个变化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这个变化也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实现。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一方面，现在的贸易赢余、现在的外汇储备，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今后的变化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继续观察。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走一条新兴的工业化小国的发展道路，在搞加工贸易。 但，是什么呢？中国跟新加坡相比、跟韩国相比、跟台湾地区相比，中国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玩这个游戏，搞加工，希望我们的产业升级，如果按这个路子走的话恐怕走不通。 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没有怎么样利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贸易第三大国，马上成为第二大国，再过十年成为第一大国，已经引起了这么多的贸易摩擦。 如果靠自然市场的调节过程，靠我们的产业升级，把加工再转给印度、越南、柬埔寨，这个道路恐怕太长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引起很多贸易摩擦，以至于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多干扰，也会造成很多福利损失。 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大国家，一方面要在国际贸易方面继续按照这个路子走，但是一方面，还要把注意力放在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我们的东部、中部、西部就是三个世界嘛，这三者之间就可以进行很多贸易开发、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恐怕要有意识地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一些比韩国、新加坡、以及日本更积极的调整政策。 比如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地位非常特殊的贸易伙伴，恐怕要采取特别的措施，要减少跟他们的贸易顺差。 比如说我们要定期地到美国进行采购，这些采购不能是临时性的，要制度化，尤其要采购那些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很有影响的那些州的产品，包括农产品，有意识的把他的产品买回来以后，不见得直接使用、不见得跟我们的农业进行竞争，我们可以将其加工成能源产品，如生物柴油、乙醇等等。 只有这样更加积极地、更加有针对性地、更加主动地处理好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贸易摩擦。 仅仅是动汇率，仅仅是指望汇率浮动、指望汇率升值，从而在短期内、中期内来减少中美贸易摩擦，恐怕是不合实际的。 凡是做仔细研究的都没有这个结论，有这个结论的一般都是在某些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方面没有处理好。 另外可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与美国在八十年代有很严重的贸易摩擦，后来日元曾经有200%的升值，两年之内是解决问题了，但是两年以后仍然是贸易顺差。 所以对贸易问题要进行战略性的、有策略的、主动地调整，不要指望汇率来调整。 要我说，汇率就应该在未来10年、15年、20年之内保持一个缓慢升值的态势，正是这样一个缓慢升值的态势才对整个经济最有利，在缓慢增值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币才能最容易走向国际化，才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国际收支危机。 为什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会大幅度飙升。 通过严格的数据证明，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几十年，在全球最最大的50个经济体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曾经有过这样持续双顺差的表现。 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一赤一盈”，通常应该是经常帐户赤字，资本帐户赢余，这个背后的道理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发展中国家成长性比较好，所以有理由借钱促进你这个国家经济的增长。 那么给定这样一个理论的假设，给定这样一个经验的数据，中国的现象是非常特殊的。 首先要观察它，然后解释它。 从两个角度解释，一个是全球化的背景。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某一阶段内积累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分工层面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现象。 因为到最后这是一个贸易分工，这个在微观经济学上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事情，因为通常来讲一个自愿的贸易，不是强迫的贸易，当然也不能讲得那么绝对，但是的确在经济学中很少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命题能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地接受：一个自愿的贸易，一个基于市场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贸易，通常能够给参与两国或者多国带来效率的提高、能够带来利益的增加，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有理由说，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当前产品内分工的特殊定位，导致了贸易赢余，还因为中国的这个定位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导致了资本帐户的赢余，在这个意义上“双顺差”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方面，实际汇率的低估，又加重了或者使得顺差的增长太快。 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说需要调整实际汇率。 但是中国的变化非常快，首先要观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在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上，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政策多少存在一定失调或者汇率被低估这个意义上，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做出应对。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或者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绝对不是单一的政策手段能够完全解决的，注定需要一个综合的调节。 我们要更多地降低进口壁垒，下一步也许会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5个阶段，中国的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开放度已经显著地提高，但是很多地方依然有显著的壁垒。 我们要改变过去进口不好，只有出口才好的看法。 另外一方面，如果说现在的外汇储备过万亿显示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显著的失衡，如果说要对这个失衡进行调节的话，我觉得在一揽子调节国际失衡的应对措施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实际汇率。 注意我讲的是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调整不一定要通过名义汇率实现，所以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的看法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从实际汇率的角度来考虑，把名义汇率作为影响实际汇率的一个因素来评估；第二个问题，要把实际汇率和经济成长的关系，就是我们学国际经济学讲的那个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作为一个理论的视角来考虑。 思考中国现在的发展恰恰是需要建立一个实际汇率的概念，然后需要重新诠释或者解读。 人民币要尽量避免大起大落，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如果一定要选择，人民币低估一点、或者高估一点，情愿选择稍微低估一点，这个事情不要太绝对。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应该是渐进的、应该是缓慢的，但是要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如果现在相信低估了20%、30%，一下子多调一下也没有问题。 但是也能理解，从操作程度来讲应该是渐进的过程，这样方方面面比较容易接受，造成的冲击也均匀一些。 另外国外总是说人民币存在低估，这对人民币日后以进一步的国际化多少也是一个好的心理预期，但是这个终究是要调整的。 第一点，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穷国、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借钱，所以在资本账户上应该吸引外资进来。 怎么平衡呢？应该在贸易上出现赤字，就跟媒体情况一样。 把媒体的情况放到发展中国家，这个就是标准的经济学理论。 吸引外资，然后外资进来补充你的赤字。 但是这个理论我们完全应该重新思考和研究，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不对的。 一个穷国，按照定义，你的经济制度是落后的，一个经济制度落后的穷国，包括金融体制落后的穷国，你怎么能够搞贸易赤字呢？你怎么能够长期借钱过日子呢？肯定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金融危机。 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泰国也好，印度尼西亚也好，都是这样来的。 第二个也是一个误区，就是标准理论认为汇率跟任何价格一样，只要汇率一动，不管是名义汇率还是实际汇率，尤其是实际汇率，动了以后企业马上就有反应，就会进行调整，这个恐怕也需要重新思考。 就以中国为例，我们的顺差很大一部分是加工出口的，我们追问一下，加工出口是怎么来的？是吸引外资来的，是FDI，是外商直接投资。 可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面，是100%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运行的吗？不见得。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包括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也好，都有FDI偏好，就是其他情况一样，他更希望有外国企业来做。 这个我们都看了很多，像我们的徐工、莱钢，都是地方政府主导、做媒，把外资引进来，也可能国有企业老总当时还不愿意，这种偏好是明显的。 这种FDI偏好是制度因素造成的，不是价格因素，不是汇率，是算政治帐、算制度帐。 所以对外商的偏好是制度扭曲的，这个制度扭曲产生了我们的过分出口，以及过分的出口加工，这个因素如果只是调整汇率的话，短期内恐怕难以调整。 也就是说汇率这个信号，哪怕实际汇率在短期内对于实际经济体、对于出口企业、进口企业而言恐怕还不是那么灵的。 因为毕竟中国经济是一个发展中经济，是一个制度体制对市场信号并不是那么灵敏的经济，否则我们就不用研究发展经济学了。 这个方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做深入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所推进。 回顾过去这一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中国从自由贸易当中得到了好处，但是发现自由贸易的秩序好像也并不公平。 商务部发言人曾经提到，中国跟欧盟发生了鞋业的贸易摩擦，而去年是纺织品。 商务部发言人认为欧盟这么做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因为欧盟国家生产的鞋子是非常少的，从业者也是非常少的，而中国这方面有比较优势，成本也更低。 从1994年以来，我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出现盈余。 贸易顺差从1994年的122.2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4.6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就达1125.3亿美元，大大超过去年同期614.5亿美元的规模。 实际使用的外资额则从1994年的432.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35.248美元。 双盈余使得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516.2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6年年底的亿美元，到今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再创新高达亿美元。 外汇储备的大幅积累，增加了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 尽管我国的资本账户仍有管制，但是在经常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投机人民币的途径很多，防不胜防。 投机的资金进来之后，不会仅仅满足于放在银行里面作为存款转利息，会想法设法找其他高回报的出路，如投机房地产、股市等，因此，当前出现的资产泡沫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投机的钱进来之后换成人民币，投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等，这就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 经常账户的盈余是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当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 同时，和资本账户的盈余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外汇短缺的瓶颈限制，我国也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鼓励出口的各种退税政策，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了补偿出口因而降低的竞争力，出口退税的幅度有所加强，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使用。 经常账户的盈余除了内因之外，也与美国财政赤字和居民储蓄率低，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只能靠国外的供给来平衡，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外因有关。 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尚有占GDP比重为0.1%的盈余，1992年转为占GDP比重为0.8%的赤字，此后，这一赤字的比重一路上升，到2005年达6.6%。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这么高，世界上其他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必然会表现为巨额贸易盈余。 最后，2005年以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大量增加则和投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投机有关。 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资者仅能利用高报出口价值、低报进口价值，或是，假技术转让等等不一而足的方式将外汇汇入我国换成人民币，这些手段都会加大我国经常账户的盈余。 日本和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面临币值升值压力时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